丈夫经常夜不归宿 妻子收取空床费每小时100元

2016-09-30 19:45:45 来源:佛山人才网

该县城关镇派出所王所长告诉记者,卢氏县公安局110特巡警将郑佳辉送到派出所时已经是夜里10时45分,他已经在特巡警大队内待了3个多小时。在一般情况下,特巡警出警后应及时将案件相关当事人移送派出所。

郑兆颜手机的通话清单显示,当晚10时24分,理发店老板刘全曾给他打电话,通话时间为295秒。郑兆颜回忆说,刘全当时告诉他,警察问郑佳辉有没有拿手机,郑佳辉说没有,警察就是一拳;再问,还说没有,警察就是一脚。事后刘全对记者说,郑佳辉告诉他,当时由于受不了拷打,才答应承认偷手机了。

记者调查得知,在3月3日晚11时许,在郑佳辉被移交到卢氏县城关派出所之后,有人看见派出所民警在二楼和土特产店老板说悄悄话。3月4日凌晨1时许,郑佳辉被卢氏县警方带走五六个小时后,在卢氏县城关派出所给李某某签下了这样一份欠条:“我对李某某三星手机丢失负有责任,愿赔偿李某某2700元,定于明天下午5时将钱付给李某某,立此欠条为证。”

据该县城关派出所王所长介绍,办理这个案件的派出所民警是耿波、宋则峰、刘景亮三人,民警耿波说他们没有殴打郑佳辉,至于其他情况没有必要再去解释。

3月17日上午,在卢氏县公安局110特巡警大队,一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值班的和领导都不在,他们没办法去查当天的值班和审讯记录,并说,“有些事情不是你们应该问的。”

而在卢氏县公安局,该局办公室主任戴江天则告诉记者,卢氏县委、政法委、检察院等部门对此案件都非常重视。之后,又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而就在3月17日晚,正营业的土特产店突然拉下了卷闸门,3月18日一大早记者再去探访时,土特产店里面所有的货物已经全部搬走了。

3月20日下午3时许,记者用电话与当事人王某某进行了联系,当获悉记者要了解郑佳辉自杀一事时,王某某说自己马上要开会,拒绝向记者透露相关情况。之后,记者拨通了王某某妻子李某某的手机,李某某却说,车正在等着她,她马上要去参加一个会议,随即终止了通话。

新华网北京3月25日电(记者刘浦泉)截至25日晚,发生在北京市怀柔区境内的一起山火已得到基本控制,明火已被扑灭,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场面积、火灾损失尚待进一步调查。

记者25日晚9时从北京市森林防火部门证实,24日下午,与河北省丰宁县接壤的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发生山火。火灾发生后,北京市当即组织2000余名森林消防等人员,采取围控、挖防火道、飞机吊桶灭火等方式扑灭山火。北京市副市长牛有成等领导及时赶赴火灾现场指挥灭火工作。(完)

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计划始于50年代中期。1953年,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向国家提出建议,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1955年1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一年后,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再次提到: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然而在60年代初,美国人对中国的核计划并不十分清楚。直到1959年的9月,美国才得到了兰州气体扩散厂的照片。1960年8月,美国间谍卫星才第一次得到中国的有效图像。而因为航程的关系,U-2侦察机也很难飞到罗布泊这样深远的中国内地。

1960年底,美国的情报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开采铀原料以及建立浓缩铀工厂,大约是用铀来生产钚。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它会在1962年提供钚。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如同其他核国家一样,其关键成分是钚而不是铀。因为要把浓缩铀作为原子弹材料的过程是比较漫长和艰难的,而作为第一代的原子弹,只需要较少的钚。

就在中国核计划被确认下来时,肯尼迪接替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第35任总统。在肯尼迪入主白宫的头两年,没人对中国核计划进行全面分析。那些报告基本没有讲清楚中国核计划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而只是说,北京如获得核能力,那将会危及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它会驱使许多国家接近中国,从而削弱美国的影响。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国的核计划,美国情报部门也在尽力改进侦察手段。其中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就是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U-2飞机,携带高分辨率成像摄影机从台湾起飞,前往大陆的深远内地进行侦察。另一项侦察手段,是使用间谍卫星。从1961年起,美国情报部门开始进行代号为“科罗纳”(CORONA)的卫星侦察计划。这种间谍卫星携带改进的高分辨率照相机,带有充足的胶片,从而能得到更清晰和更多数量的照片。1961年12月,科罗纳首次辨认出罗布泊基地,尽管当时美国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未来的原子弹试验场。1962年4月,美国的情报分析再一次推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原料。分析人员认为,按照最快的时间表,中国将在1963年初爆炸一颗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

一个月后,台湾的U-2侦察机拍摄到了包头的核工厂。但美国情报人员仍然错误地认为,这是一个钚的反应堆。直到1964年U-2飞机和间谍卫星才侦察到中国正在酒泉建立一个钚反应堆。当时估计,它要到几年后才能投入生产。由于对中国生产核裂变材料的能力无法准确把握,美国情报人员还是很难回答,中国究竟在什么时候爆炸第一颗原子弹?鉴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燃料已被确定,那么最合理的判断是,中国将在1964年初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不过情报人员解释说,如果遇见了“通常的困难”,爆炸日期可能会被推迟,例如推迟到1964年底或1965年。

同情报人员专注于在技术上分析中国核能力的心态不同,美国最高决策者们想的是如何“搞掉”中国的核计划。在1963年1月22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肯尼迪十分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想法:我们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苏联人谈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迟共产党中国的核进展。”因为肯尼迪相信,中国在“六十年代末及以后的时代,将成为我们美国的主要敌手”。一个有核的中国,将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地位。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无任所大使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说,苏联人对联邦德国的有核化非常反感。他建议,美苏之间应就德国与中国问题达成“谅解”。其关键部分就是非核扩散和禁止核试验。哈里曼认为,如果华盛顿能同莫斯科达成一致,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国停止核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威胁中国,我们将搞掉它的核设施。”

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63年4月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间接与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间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传攻势,直接的则就是使用强制手段。两种方案既可由美国一家来干,也可以发动西方盟国一起干。美国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积极或心照不宣的支持。直接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主席李梅将军在备忘录中坦言,公开使用武力是不现实的。不管是进行封锁还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报复和战争升级。至于如何使美国的行为在国际上合法化,就更困难了。但是,如果有苏联的哪怕是淼暮献鳎榭鼍突岵煌?

军方对能否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表示怀疑。但行政官员们却兴趣盎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是第一个向苏方发出试探的高级官员。5月中旬,邦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他向后者提出,希望“私下认真地”就中国核计划“交换意见”。但多勃雷宁把话题扯到了美国“多边核力量”的计划问题上。“多边核力量”是美苏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谈判最棘手的问题。苏联大使说,不要让我们苏联政府把中国的核发展问题看得太简单化了。

1963年6月,赫鲁晓夫公开宣布,苏联同意美国派遣一位特使来莫斯科,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这个消息再次刺激了美国决策层。他们认为这是探讨美苏联手对华可能性的时机。但由于已知苏联人更关心的是“多边核力量”,而“多边核力量”是美国欧洲政策的一个基点,它同防止核扩散协定又是矛盾的。在这种复杂关系面前,要取得苏联同意联手对华,就必须在两者间进行选择。最后,肯尼迪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提出,应研究“放弃多边核力量政策”,以作为达成防止核扩散协定代价的可能性。

当哈里曼刚刚抵达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须对赫鲁晓夫强调,一个有核的中国,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哈里曼最后成功地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他始终没有能引诱赫鲁晓夫就反对中国核计划问题,进行任何讨论。只要法国坚持不参加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感到,他也无法做到孤立中国。

1963年9月,蒋经国访美。蒋经国造访了中央情报局。在会谈中,双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队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问题。之后,蒋经国又会见了邦迪,蒋经国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对突击行动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援,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邦迪支持蒋的想法,但顾虑军事行动会促使中苏重新结盟,并引起大的冲突。因此,他告诉蒋经国,打击行动还需要做慎重的计划。9月11日,蒋经国同肯尼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会晤。肯尼迪直截了当地询问蒋经国:“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将300到500人的突击队派到像包头这样远的地方,而飞机不被击落?”蒋经国回答说:派遣突击队的建议“昨天已经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讨论过了。他们认为这样的计划是可行的”。对此,肯尼迪还是没有完全放心。鉴于古巴猪湾事件的经验,华盛顿和台北都需要有关大陆的更准确的情报。

几天后,蒋经国会晤中情局局长麦克恩。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小组,来研究派遣国民党作战人员袭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可行性问题。约翰逊报告发出不同声音蒋经国走后,肯尼迪政府继续研究如何扼杀中国核计划的各种可行性。其中,由美国飞机空投蒋军破坏小组,仍是中情局最看重的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曾提出所谓“布拉沃(BRAVO)”计划,即非常规作战计划。即由一个跨部门的小组来“考虑如何阻断中共核计划的方法和手段”。此外,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之邀,考虑了一个常规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以多批次打击来毁坏和瘫痪中国核设施。这时,国务院的一个不同声调出现了。这就是国务院东亚问题专家罗伯特约翰逊所完成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有200多页长,题为《共产党中国的核爆炸和核能力》。

约翰逊报告指出,中国的核能力“在未来一个不能确定的时间里,不会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真正的力量关系,也不会影响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中美之间巨大的力量差异,以及中国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国的核威胁减小到了最低程度。一个有核的中国,处在美国可攻击的范围之内,而中国对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他认为,中国制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来威慑敌人对其领土的攻击。它不可能改变中国谨慎的、后发制人的军事政策。

约翰逊建议,一旦中国核试验成功,美国应向所有友好国家再次承诺,它将帮助它们对抗中国。这既可以对抗中国的压力,也能防止其他亚洲国家单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就任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仍然把中国在东亚的影响,看作是对美国的巨大威胁。然而不管怎么说,约翰逊与他的前任不同。他没有公开评论中国的核计划,也极少提到要采取步骤打击它。

罗伯特.约翰逊的报告中提到,如果要赢得世界舆论对美国做法的支持,唯一可行的是,在世界范围订立防止核扩散和对核材料生产进行的核查协议。一旦协议进入谈判中,中国再公开无视它,就给了打击它的口实。然而,当这类协议能够进入谈判时,中国大约已经完成了核试验,成为一个“现存”的核力量。在任何情况下,法国是不可能支持这样的协议的。此外,约翰逊还认为,要苏联默认美国对中国的打击,是“绝对不可能的”。1964年4月底,国务卿腊斯克曾经把一份高度压缩的约翰逊报告呈送给约翰逊总统。鉴于腊斯克的这个做法,美国最高层对约翰逊的观点应该说是认可的。

1964年初,美国从秘密渠道得知,中国在1964年将肯定爆炸原子弹。1964年8月初,间谍卫星发现,在罗布泊试验场,已经树立起铁塔和其他设备。据此,情报分析得出结论:“罗布泊地区明显的可疑物体表明,那里是一个试验场。它在为两个月后的使用做准备。”但对于中国究竟在何时爆炸原子弹,美国人还是没有把握。中国核试验已经迫在眉睫。这使得“核危险”这个话题成为总统星期四午餐会的重要内容。参加聚餐会的通常是约翰逊班底的核心人物,他们是: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在9月15日的聚餐会上,他们最后的看法是:如果加以权衡,在中国按自己时间表爆炸原子弹,与美国采取单边不宣而战的打击两者之间,还是后者更有风险。对中国核设施的攻击,其可能性只在“军事敌对”这样的事发生时才可成立。此时,一则信息鼓励了这些顾问们。9月15日,赫鲁晓夫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谈话。他威胁,苏联将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歼灭性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界。这是苏联第一次暗示,它有动用原子武器的可能。但在华盛顿,当邦迪希望与多勃雷宁就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问题“做一次私下和认真的谈话”时,多勃雷宁还是老话,说中国的核武器对苏联和美国说来,并不重要。它只会在亚洲造成“心理影响”,而对苏联政府说来无足轻重。

8月底和9月中旬的卫星侦察表明,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一位访华的马里政府成员提供消息说,中国准备在10月1日也就是国庆节时爆炸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西部的荒漠上空,腾起了巨大而美丽的蘑菇云。美国设在各地的13个情报观测站中,有11个立即捕捉到了这个蘑菇云所释放的巨大电磁脉冲。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们检查从辐射云中收集的灰尘时,他们大吃一惊。原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所使用的核填料,根本不是美国情报机构长期认定的钚,而是U-235。这就是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一颗铀弹。这意味着,中国的核能力是以一种很快的速度发展的。

核爆炸后几小时,约翰逊总统发表声明说,自由世界的核力量,仍然承诺对亚洲的保护。但中国同时发表的声明却落地有声:一、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二、中国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三、一切核武器都应被销毁。在台湾,蒋介石被核爆炸震惊了。这爆炸声对他反攻大陆的梦想不啻沉重一击。蒋提出在中国大陆研制出核运载工具之前,摧毁它的核设施。但在美国人那里,蒋碰了软钉子。在这场以武力阻断中国核计划“闹剧”的末尾,还有一个小插曲:1965年春,美国海军情报系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侦知,中国将在未来几年内拥有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在海上用核武器直接打击美国的领土夏威夷或西海岸。海军甚至还设想,中国会引发一场“催化战争”,即中国使用其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攻击美国本土,而使美国误认为是来自苏联的核打击,从而迫使美国核反击。当时的海军部长保罗尼采曾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应在中国导弹潜艇的处女航行时,将它击沉。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海军已经紧张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直到80年代,中国才试验自己的导弹核潜艇。

据英国《每日电讯》3月20日报道,印度法庭18日以“迫使未成年人卖淫”罪,判处两名英军高官6年徒刑。其中一名被公认为“大善人”的海军军官在印度、非洲广泛建立流浪儿庇护所,以慈善的名义聚敛捐款,实际却鞭打虐待印度流浪儿童,建立恐怖的性奴集中营。

3月18日,印度孟买判决法庭根据两名流浪儿的证词,判处英国海军少校艾伦·沃特斯和前海军军官邓肯·格兰特6年有期徒刑,并责令其为每个遭受性虐待的流浪儿赔偿2万英镑。一起被审判的还有二人的帮凶印度人威廉姆。三人的罪名包括,利用未成年人卖淫,与未成年人非自然性交,及未履行照顾未成年人的义务等。

52岁的沃特斯少校和62岁的皇家预备役军官格兰特,都是英国著名慈善公益机构英国海军青年军训团的元老级人物。军训团是英国历史悠久的公益慈善机构之一,每年寒暑假都招收10岁到18岁的青少年进行海军军训,体验海上生活。军训团还选送英国青少年前往他们在海外设立的慈善机构作义工。

格兰特就是军训团最积极的“慈善家”,他曾发起了一项“救救孩子”的全球计划,并在印度建立了三所流浪儿童庇护所,后来又扩展到非洲的坦桑尼亚。而沃特斯少校则是军训团最高权力机构“军训团委员会”成员,与格兰特私交甚好。令人吃惊的是,“救救孩子”计划最终走向令人不堪的歧途。

1995年,海军高级军官格兰特放弃所有名利,前往印度为流浪儿建庇护所。为了募集慈善捐款,格兰特经常到学校、教堂演讲。他那激情四射、饱含深情的演讲曾感动了全英国。尤其在英国上流社会,人们纷纷传说格兰特如何义无反顾地放弃西方的舒适生活,到印度去拯救贫穷痛苦的街头流浪儿。

英国女演员弗莉西蒂·肯德尔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听了格兰特的演讲后,就为“救救孩子”项目捐出巨额款项。她回忆说,格兰特向观众描绘了流浪儿庇护所的美好蓝图,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深深打动。

格兰特在演讲说中:“对于流浪儿来说,这个庇护所将使他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他们在这里休息、玩耍、洗澡、做饭、放自己的财物、接受治疗,与伙伴们分享痛苦和快乐。”人们因此称格兰特是“一个为孤儿事业奉献一生的大善人”。

此外格兰特显赫的家世使人们对他深信不疑。格兰特是英国著名的将门之后。他的爷爷菲利普·格兰特是英国名将,曾在一战中组织兵力打败了德国军队的进攻。他的高曾祖父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军统帅之一。

然而真相是怎么样的呢?女演员弗莉西蒂亲自前往印度考察了格兰特所谓的孤儿院,她说:“骇人听闻,恐怖至极。这不是孤儿院,是一个性奴集中营。”调查人员到了格兰特在孟买建的孤儿院安克雷奇,发现这里的孩子几乎衣不蔽体,居住环境拥挤肮脏。孤儿们让调查人员看他们身上的被鞭打的伤痕。一个男孩因为反应迟钝,经常遭到格兰特的痛打,直至“血流不止”。另一个男孩隆迪说,格兰特和另一个看护孤儿的印度人威廉姆经常把他们的衣服剥光,用鞭子、棍子抽打。

流浪儿们很快就发现,为了有个安身之所,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沦为性奴。孤儿院总有一批出手大方的外国游客来参观。孤儿院每次都要从流浪儿中挑选几名男童,陪客人一起去印度果阿海边度假。据出庭作证的男童说,被挑选的男童被迫与游客发生性关系,赚取钱财。1998年,一名来印度旅游的德国教师在果阿海滩的旅馆中与孤儿院的孤儿发生性关系,被当场抓住,并判刑6年。

流浪儿们说,格兰特总是骑着自行车去孟买大街上物色长相俊俏的男童领回孤儿院。他经常强迫孤儿院的男童和他一起睡觉,而且只能穿着内裤。在所有访客中,来得最频繁的就是此次和格兰特一起被判刑的沃斯特。据孤儿院男童说,沃特斯共来过安克雷奇孤儿院10次,每次都会为他喜欢的孤儿带礼物,比如太阳镜、运动鞋等。然后就与孤儿们发生性关系。

即使在格兰特和沃特斯在印度被判刑后,他们的支持者都不相信“大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纷纷出来为他们辩解。

军训团的负责人柯林·邦纳与格兰特、沃特斯共事多年,坚信两人的人品。邦纳说:“我们至今也无法确认格兰特是否对孤儿性虐待。但以格兰特的人品和我对他的了解,我认为他绝对不会这么做。”

格兰特和沃特斯在军训团工作30多年。沃斯特在80年代就曾被撞见和军训团的青少年发生关系,却只是短暂停职,马上就被分配到其他部门。此后沃斯特一路高升,2003年被捕时,沃斯特已经是军训团委员会成员。

深山里的上新屋有400多年历史,这栋屋子里“红”“白”两兄弟曾把酒论英雄(小)

陈训会是革命老区浏阳市文家市镇沙溪村的党支部书记。逢年过节的时候,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到村子里的五保户家嘘寒问暖。今年春节期间,陈训会走进了上风组的上新屋。这是一栋具有400多年历史的老屋,古老的屋子里演绎了许许多多神秘的故事。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对这栋屋里的故事充满了好奇。

现在,上新屋住着3家五保户。不过,这3家五保户却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89岁的孙达意和69岁的儿子孙立林,70多岁的孙达计是孙达意的堂弟。

3位老人都基本上失去了工作能力,依靠政府的救助生活。在陈训会看来,他们是村子里最需要关心的人。

“孙达意和孙达计这对堂兄弟之间是有好多故事的哦。”今年3月15日,记者在陈训会的陪同下走进上新屋,刚一进门,他就对记者说。据介绍,孙达意的父亲孙发力和孙达计的父亲孙发送是共爷爷的堂兄弟。当时,以堂屋为界,孙发力一家住在上新屋的右边,孙发送一家住在左边。

“这样的格局在农村并不奇怪,但是,在上新屋就十分有意思了。”陈训会说,孙发力那时是红军里的人,身份在当地未完全暴露,孙发送却是国民党里的人。兄弟二人经常坐在堂屋一起喝酒,喝着喝着,作为兄长的孙发送就会情不自禁地拍拍孙发力的肩膀,劝说到:“老弟,凭你的能力,如果来我们这边做事情,你比我要发达啊!”孙发送其时正做着国民党的乡长,一天到晚吃辣的喝香的,颇有些得意洋洋。

孙发力咪了口酒,拿眼睛斜看着孙发送半天,说:“老兄,你那兔子尾巴长不了几天了哦,还不赶快醒来,小心把你尾巴割了哦。”

不想,孙发送的结局果然被孙发力言中了。刚一解放,孙发送就因罪恶深重被政府镇压了。而此前的1932年,担任红五军三师政治部主任的孙发力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35岁。

直到孙达意收到周恩来亲笔签署的信函,他才知道父亲早已牺牲在井冈山了。

上新屋是一栋低矮的土砖房,我们穿过泥土地面的大厅往左拐,抬眼就可以看见密密细细的雨丝从天井里往下掉。跨过几道门槛后,隐约可看到孙达意和堂弟正在围炉烤火。

陈训会非常熟悉地拉亮了电灯,昏黄的灯光下,孙达意冲记者笑了笑。短暂的闲喧后,孙达意操着一口浓重的浏阳南乡口音,缓慢地、片断式地回忆起了他父亲孙发力的故事。

1914年,孙发力从浏阳里仁高级小学毕业了,入读长沙广益中学(现湖南师范大学附中)。这两所学校可称得上革命者的摇篮。胡耀邦、杨勇等革命先辈毕业于里仁高级小学,1927年这里举行的“秋收起义”会师更是闻名天下。在广益中学,通过同乡好友陈绍休,孙发力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等,参加了驱逐张敬尧的运动,并加入了新民学会。

1919年10月,长沙青年学生联合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在长沙开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对走出山区看世界深切热望的孙发力积极参加这个班的学习。次年5月9日,他和陈绍林、陈绍常等一行共126人,搭乘“高尔提来”号法轮抵达巴黎,随即被分配在蒙达尼公学,半工半读。

“我父亲到法国那年,我还不懂事。等到我们再次见面时,我已经12岁了。”孙达意回忆起1930年正月二十八日上午与父亲相见的场面,苍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那日,孙达意正在田里割猪草。邻居的小女孩冲着他喊:你爸爸回来了,快回家去!他头也不抬地冲那小女孩说:“你莫骗我了,我爸死了多年了哦,我妈都替他烧了好几年的纸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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